我在过去的8年里，一直在香港从事于中国人的抑郁、焦虑和慢性疾病的认知行为治疗（CBT）工作。同时，作为一名认知心理治疗师和研究者，我一直在做关于上述几种目标人群的CBT应用评估的临床研究。在一些从临床研究中得到的学术论文和专著里，强调了对中国人应用CBT时可能存在的文化变异。在2007年，我在香港和一些社工及学术人员一起创办了“中国认知行为治疗研习及训练中心（Centre for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Chinese People）”。事实上在创办这个中心以前，我们就已经在香港对一线的社工、护士，以及职业治疗师等进行CBT治疗的培训工作。我们已经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培训流程。在2005年，我们被授予100万港币，去培训20名社工组成一个针对抑郁的CBT治疗组。在2007年，我接受国际认知心理治疗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gnitive Psychotherapy）和中华精神病学会研究方法专家组（Expert’s Group on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Psychiatry）的邀请，和另一个美国专家一起，在中国大陆为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师举办过一个为期八天的工作坊。
        在这个工作坊中，我将通过互动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如何对中国抑郁人群应用CBT治疗。参与者将会学到如何能够帮助中国来访者理解认知、情绪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识别他们的负性自动思维、功能不良的态度，并学到不同的策略去处理他们的自动反应，修正功能不良的态度，发展出适应性更强的应对行为。通过北京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的同仁的帮助，我希望能够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来讲解其中一些技巧。工作坊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对中国人应用CBT治疗的效果和文化变异的反映。我将给出一个对香港三百多名具有抑郁症状的患者CBT治疗的研究数据。文化变异所造成的影响将在这里讨论。